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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街頭管理制度是什麼?」

2021 年臺灣各縣市街頭藝人制度陸續改為登記制,廢止考試與審議流程,進入全民街頭藝人時代。

 

其美意係讓公民皆有機會在公共空間展現才藝、獲得掌聲與打賞,但部分人士從制度的灰色地帶找尋漏洞,衍伸出家人代抽場地、粉絲佔場、惡意檢舉等破壞公平的行為。

 

最好的管理制度是什麼?是街頭藝人共同的疑問。

 

臺灣街頭藝術文化發展協會邀請香港、新加坡的街頭表演者與街頭協會理事長,前往台北華山現身說法,分享各自城市街頭制度與表演文化,並與台北市文化局、華山街頭管理人當面討論,共同研究最適宜華人的街頭管理制度。

楊應豪

新加坡街頭藝人協會主席


成立中文流行音樂樂團 “下班族 ”,自 2016 年開始在新加坡的街頭亮相。除擔任樂團的鋼琴/鍵盤手,亦為西洋古樂樂隊與合唱團 “Cappella Martialis” 的常任指揮和管弦樂隊 “ Fete Musicians ”的音樂總監。

 

 

Part 1. 新加坡街頭管理制度

我現在要說的話,可能跟寶盛(香港與談人)完全不一樣,是另一個極端。

 

你聽我說話的時候,會感覺到我是新加坡的外交官,但我只是一個比較關心政府如何運作的普通新加坡居民,因為我們的工作真的需要了解政府如何運作。

 

我們街頭表演藝人,或者藝術工作者該如何運作?該如何配合政府的大方針?為什麼會這樣說,是因為大家知道,新加坡體制法律管得很嚴。大家聽過的新加坡,首先會知道新加坡不能吃口香糖、不能隨意吐痰、不能隨地丟垃圾,但不知道確切原因是什麼。但是也可能因為這樣,我們就已經形成了一種 ” 很相信政府的一個社會 “,或者一個社會風氣。

 

現在的新加坡政府希望什麼?還是網上的那句話是"經濟發展",所以有些人就會把新加坡當成一個文化沙漠。在這種前提下,街頭表演要怎麼生存?

 

就是在這種大環境下,每個地方,或著每個場地,會有很多的利益相關者,然後我們就要從這些地下端(基層)招手,接著去找一個小小的空間,讓街頭表演藝人開始做他的活動。

 

街頭表演藝人其實是由我們國會 16 個政府部門裡,其中有一個部門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就是文化、社區青年部。文化社區青年部管很多東西,可能有管體育、社區的東西,或可能也會管一些保留古蹟。他旗下有一個部門叫 National Arts Council,中文是 ”國家藝術理事會”,大概有 170 多位公務員,大部分都在搞跟街頭表演沒有關係的東西。這個理事會有三大門派,就是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學藝術,那文學藝術底下那個打開 Club,還會擺個小小的部分叫做"Community Engagement"又分很多個,然後裡面有一個 busking ,所以真的在管街頭藝人的公務員大概只有一個人,或者一個半的人,然後真出事的時候就部長會出現。但是,沒出事的時候就真的是一個人。

 

可是他擁有多少的權力呢,其實我可以跟你講的,幾乎是零,他是被夾在中間的,為什麼要這樣說?因為新加坡的政府部門,利益相關者太多了,我就打個比方,我今天站在烏節路高歌一曲,其實有很多法管著我,我站的地方,市府歸於Urban Renewal Authority,市區重建局,我旁邊的那一棵樹是國家公園局,我後面的那個商場是一個商品會,我後面的馬路是交通部。如果我今天丟垃圾,衛生部會來找我,如果我今天聚集太多人,警察會來找我,因為他有一個非法聚集的法條,所以那一個公務員只不過就是在協調這些不同的政府部門、不同的商聯會、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然後跟他們說:欸!你可以讓街頭表演藝人在你這個地方表演嗎?但你必須要通過警察、商聯會、公園局,很多不同單位的溝通協調。

 

新加坡街頭藝人會採用 audition  (考試、審議)制度,因為我們最怕的事情是"傷風敗俗",大家都怕。所以不是說技術不好的人不能過關,可以,技術不好的,但是有進步空間的,他們會盡量讓你過關,政府也知道,國家藝術理事會這種busking也知道,考官也知道,說其實這個是你踏出去進入藝術圈的第一步,你可能今天是業餘愛好者,但是這是你的第一步,你唱的有點走音~沒事 OK。有時候考官還會跟你說,你這個回去多練一下,或者你半年後再回來考,或者其實你唱的 OK 是你的音箱的那個調的不是很好,你回去問一下或者你音箱 OK,但是你的招牌其實不對的,不會幫你吸引到人,所以他其實是滿給幫助的,是 OK 的,當然有些人會一直考,考不上。

 

目前新加坡街頭藝人證的效期只有一年,所以被要求每年都要回來重考證照。有一些很資深的街頭表演藝人會說:依我這樣的資歷,為什麼每年要回來考?

 

在這樣的制度下,外國人是完全被移除的。 因為你不可能三個月前來考,考了等了五個星期,我給你一個准證。而且還要先取得學生准證、工作准證,但是如果你只是街頭藝人,只想進來演一個周末然後就回家,事前要花的力氣太多了。

 

新加坡有兩個方面的特色,一個方面就是其實新加坡人就是好公民阿,就是我們基本上,你也很少在新聞上聽到說新加坡人做什麼示威阿遊行阿什麼的之類的,其實我們都不敢,還滿喜歡就是打完工就回家吃飯,然後睡個覺到明天。偶爾會抱怨一下但是就也不會形成什麼大的舉動。

 

Part 2. 地下文化與蛋黃蛋白區規劃

 

主持人提問:
台灣在某一些有制度的場地,還是會發生一些所謂的地下文化,請問新加坡是會有這樣的地下文化嗎?

 

我們沒有地下文化,對我剛才說第一,新加坡人很乖,然後第二件事情是新加坡人大部分不看這個錢。因為新加坡街頭表演者大部分是業餘愛好者。那當然,業餘愛好者有分幾種。我今天在打工,但只是因為我工作不滿,所以現在想出來做彈唱歌手,然後如果我這個東西紅了,明天李宗盛來找我,那我就當然要去粉絲簽約了,這是第一種。但是另外一種是,我就在家裡彈著吉他唱著歌,但現在要出去壯壯膽,那我唱完了,大家開心,我就回家。

 

我們的考試也有一些規則,就是不能放卡拉帶,一定要自彈自唱的。規則寫得很明確,所以那些只會唱歌的人基本上都要去找一個夥伴。對,那如果你唱得很爛。你真的要找一個會彈吉他或者會彈鍵盤,但願意跟你合作的人,其實還真的很難。所以,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業餘愛好者。

 

對很多人來說,特別是疫情過後,有點大洗牌的感覺,就是很多以前靠著街頭做街頭藝人謀生的,因為這 3 年不能在街頭表演,結果就投入了其他工作,而且也不想回來當街頭藝人,或者就算回來也是一個星期一次,我就出來賺你的外快。那很多人都是白領工作者,我自己也是,都是白領工作者。然後就在疫情的時候就學了個樂器,或者覺得說哎,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唱歌,然後就現在出來了就去考試,可能就真的過關了,但是他們可能也就一個星期一次,兩個星期一次,一個月一次,所以,也沒有什麼地下文化,主要是因為其實來的人都不一樣,所以也很難形成一個地下文化。

 

首先,新加坡人不大喜歡地下文化,有來過新加坡的人都懂,我們其實蠻喜歡排隊的,我們不只蠻喜歡排隊,而且不喜歡別人插隊。對,就是你插隊的話,我們還會罵你。不是直接罵,我們可能會拿個電話跟我老婆說「阿對對對,你知道嗎,我現在的前面就是,你的晚餐可能會遲一點,前面有一個人,就剛剛插了進來」,然後特別就很大聲的這樣說。「其實他也真的就是很不禮貌,我就不知道他為什麼會講這麼多,然後不知道是是,老媽沒教好還是怎樣。」

 

主持人:

比如說我們在信義區表演,我們表訂就是三組,但可能跑到四組,或是可能這邊突然會突然出現一組不知道哪裡來的街頭藝人,你們是會檢舉的嘛?

 

楊應豪:

在疫情以前,政府發個牌給你。政府跟你說在這場域裡的五個場地中選一個,那你只能在這指定了五個場地表演。政府已經決定說這個場地到底會有幾個人,那其實不大會起衝突,但偶爾會發現,我在這裡表演,但是另一組在那裡。okay那我們分開一點,或是我們輪,當時還有一些地下文化,但現在完全沒有。

 

因為在疫情的時候政府做的一件蠻花錢的事情,就是他寫了一個 APP給我們全部做 e – Busking Booking  ( https://eservices.nac.gov.sg/Busking/ ),就是我們可以在指定的地方選我要的。場地分成兩種,沒有這麼棒的地方,就是台灣所謂的蛋白區,只要你點到場地,就是你的(先搶先贏)。

 

那所謂的蛋黃區,可能就是需要抽籤的。比如說我要在烏節路演出,然後政府會收集所有的籤,在下個星期六或者三個星期後的星期六,所有要在八點到十點表演的人,我們會給你分配,所以其實蠻公平的。那如果我去到那裡,我看到我們在那個表演你是七點到八點,我是八點到十點,那我就直接跟你說,ok,我現在我們接過來。可能這個場域有三個場地,但是這三個場地其實是不會互相干擾。

 

Part 3. 街頭藝人協會的作用

 

主持人:

感覺新加坡的政府非常用心,在規劃他們每一寸的土地,以及每一個用處,而且你們所有的表演者、街頭藝人都是一個在極度自律的狀況下進行表演,而且大部分的表演者都是業餘,而且不是以這個為職業的,所以可能就比較自由一點。那在這麼一個和平的狀況下,那為什麼在新加坡還需要一個街頭藝人協會?

 

楊應豪: 

每個制度都會有他的問題。 那我就簡單地說吧,剛才阿民(上半場與談人) 讓實我蠻感動的,他說他已經打破了音樂表演者、動態表演者的定義,但是從制度上不能打破,第一點,適合雜耍和適合音樂的場地類型不同,你要這兩種表演一起抽相同的場地,就不公平了。第二點,新加坡街頭藝人大部分都是業餘愛好者,但是有以街頭表演為正職、靠街頭表演吃飯的。 那如果你講公平的抽籤那對這些真的靠這個東西吃飯的人。就有點不公平。第三點,就是如果你公平競爭,對一些殘疾人士或者老人會不公平。

 

要使用 APP 搶場地,年輕人肯定按得比較厲害。 如果是一個老人,以前就很簡單,只要一年兩年考一個證照,然後我隨時要去天橋,在那裡的拉二胡,以前都沒事,但現在不行,他還要去點 APP 搶場地,明天也要搶,然後他可能有些地方不能申請,對吧?所以其實你說的公平,是對大部分人的公平,是為了大部分的人犧牲了一些小部分人的權利嗎?所以也不完全公平。

 

當然還有其他的小事,偶爾會有一些小衝突:現在是聖誕節,烏節路有個很大的商聯會,所有的廠商會聚在一起,把烏節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個燈火會,大家走過去看到很多燈,整個烏節路都是燈,也會放音樂,也會找一些贊助商去打燈。如果這贊助商是個教會?教會可能會說 “我不只要贊助你打燈,我也要在某個時段在某個地方唱個耶穌愛你” 行不行?那商聯會可能會說話,為了你的100萬,ok 啦。

 

但是,教會合唱團在那裡唱的時候,是不是街頭藝人的那個場地就不能訂了? 所以老實說,我們這個協會有點像是以前的古裝戲,有事啟奏、無事退朝的感覺,我們大部分的時候什麼事都不幹,但是出大件事的時候,所有媒體都會來找我們,我們可能就要出一個很大的聲明,寫寫文章寫封信。

 

我是協會的聯席主席,協會還有另一位主席 Jonathan。這個制度有點特別,因為 Jonathan 代表著所有全職的街頭表演者,我代表著所有兼職的街頭表演者,我們兩位平起平坐的好處就是,就沒有這種衝突,就沒有說我們會偏袒某一方。

 

Jonathan 那時候就想要舉辦的這個原因是因為他看到你們的街頭作品實驗室,我們在疫情期間也辦了一個,但是辦了一屆就沒有後續了,就好像剛才阿民說的,第一屆人多一點,類似於大家就坐在一起,然後就聊聊天。其實也是蠻成功受益的,只不過我們第一屆是 2022 年尾開始。然後 2023 年大家都覺得說我與其來上課,不如在街上賺錢,然後疫情結束一開放街頭演出他們就不來了。

 

我們的協會不能看成一個人民的社團或協會,我們其實要把自己看成商聯會,因為每一個街頭表演藝人都是自己的商人,都是在經營自己的小本生意。

 

所以當他看到利益,或者當他看到說我在街頭能賺多一點錢,我不想在這裡,我不想在這裡學習,他可能還真會這樣做。但是當疫情的時候,他覺得說,欸,反正我都不能在街頭上賺錢,我倒不如提升自己。在那個時候就來了,人就比較多了。所以基本上就是這種這種想法。

 

Part 4. 政治勢力的推波助瀾

 

主持人:

聽起來跟臺灣九成像。不知道台下的人有沒有跟我一樣的共感,但是像這樣的一個協會,我在跟你對談的時候,其實我覺得那個起源,因為其實臺灣自己有自己的起源,而新加坡的起源,其實聽起來是一個蠻感人的故事,可不可以請你分享一下。

 

楊應豪: 

當時有個國會議員請了一個街頭藝人去總統府表演,他覺得這是件蠻有意義的事情。然後那個街頭藝人表演完了,就找了幾分鐘跟那個國會議員表達說 ” 作為街頭藝人還是有些苦衷,不知道要怎麼辦、不知道該向誰表達 ” 然後那個國會議員就說好,我們找個機會,今天不方便,畢竟在接待總統。但又是國會議員嘛,就回我之後會找時間來找你。這位表演者是位殘疾人士。在這個國會議員還沒找回他之前,就已經過世。這個國會議員就覺得有點惋惜,於是找到了 Jonathan (協會聯席主席)。

 

Jonathan 其實蠻熱情,就真的是聚集了很多人,那時候我也不認識他,當時他就成立了一個社團,然後他就把自己當成副主席。原因是其實Joanthan這個人有點叛逆,他跟政府或者跟藝術理事會有點衝突。畢竟他是全職的表演者,時常想要環境進步。他是那種把自己當成了付出型的一個位置,然後就找到另外一個人,看起來比較穩重來做主席。他在某一個工作坊,遇見了我,他就問我是做什麼的,然後我就跟他說我以前是古典音樂,我是鋼琴手。以前做交響樂,曾經做過管理職,就交響樂團。然後他就說,誒,不錯。你能來做主席嗎? 然後我就看了他說我不接地氣,所以我不敢做主席。

 

所以我們用兼任主席的方式,就是有兩位平起平坐的主席。如果要跟大眾說話,或我們的其他的理事說話,或是做課程,通常是由Jonathan負責。 如果要跟政府說話,就給我來做,然後他的國語也很爛,所以只要有說中文的地方,基本上都派我。

 

主持人:

感覺得出來其實那個國會議員起到了一個非常關鍵性的作用,新加坡政府是不是很挺街頭藝人?還是他就只是被那個故事感動,所以他就決定要做?

 

楊應豪: 

如果居民不跟議員說有什麼問題,基本上不會想到說這是個問題。今天有了街頭藝人表演超過規定的時間,其實沒人投訴還沒事,有人投訴就出大事。但是通常新加坡還蠻守規則,所以我說新加坡人不只要排隊,而且不願意你插隊,所以還真的會有人 10 點 01 分來來舉報說欸,這個人干擾到我們休息時間。

 

主持人:

新加坡人真的是很自律的民族

 

楊應豪:

當然我會說那個國會議員其實也算是我們恩人吧,他那時候決定要做這件事情,然後當有事情發生的時候,他也會幫我們說,需要問部長的時候,他也會在國會上幫我們提出一些國會的那些提問。所以他也會幫我們發言,所以其實還蠻不錯的,然後他有時候也會開自己的社區給我們做一個 open MIC,如果你們這個社團可以管理一下,就這個地點,就專給那些還沒有考上的,但是需要一點經驗,需要先壯壯膽,然後才能考上的人,我願意讓他們用

 

Part 5. 新加坡街頭的未來

 

主持人:

感覺這個契機真的是一個改變的關鍵,而且是可以造英雄,然後這個英雄可以造時勢。然後再成一件事情的時候,感覺裡面出現了一個很明確的角色,可能一個是所謂的號召者跟一個溝通者,我覺得在新加坡這樣的一個環境下,其實勢必是一個會有好未來的好的發展。

 

那最後想要請你總結一下,就是在這個這樣的現況下,新加坡在條件的未來裡面有沒有什麼你可以比較期待可以發現的事情?

 

楊應豪:

第一點,我不敢說自己程度很好,但是我至少不怕外國的表演者進來,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能溝通的事情,或著這些會把整個表演藝術界提升的事情,我會希望說有朝一日能名正言順地把外國表演者帶進來。但是我也知道這是個平衡,有些人會覺得說我把外國人帶進來是提升,有些人會覺得我把人帶進來是打壓。覺得是打壓的成分的人比較多,還是覺得提升的人會比較多,這個永遠是未知數,或者一直在變動啦,所以我會希望說有朝一日真的能做到 ” 新加坡表演者都覺得有下過功夫、有努力,不怕外國表演者進來 “。

 

第二點呢,我會希望說在街頭上,通過我們慢慢的去教育觀眾,觀眾的藝術鑑賞能力會慢慢的提高。我我昨天就在跟寶盛(香港與談人)聊這個問題。有時候我們看到街頭藝人偶爾會說一些很感人的詞 “現在!在這裡,我為了夢想奮鬥,所以你的這 100 塊會讓我實現我的夢想,所以謝謝你。”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可以work?舉個例子,有兩組表演者在街頭演出,如果觀眾沒有藝術鑑賞力,他們覺得說這兩組的技術上是相當的,那我賣同情分,我賺的錢就比較多。就算他比我好,他技術上比我好,就算說他藝術思想上、表演構造、表演設計比我好上十倍,這些都沒有用。因為觀眾還缺乏這個藝術鑑賞能力。所以我會希望,透過比較好的表演,我們能慢慢的引導觀眾了解說什麼是好表演、什麼是好技術。

 

不管是什麼表演都好,觀眾就慢慢的了解說,哎,其實這個人的的資質還滿好的,或者這個人的手藝還滿好的。所以這件事情可能就還需要有待改進。

 

但是總的來說,我會覺得,至少身為一個新加坡人,我還蠻敢說新加坡政府是蠻會聽人民的。如果人民會慢慢的覺得說,或者社會慢慢或者會接納街頭藝人,慢慢的了解,讓街頭藝人慢慢變成一個可行的職業,也不止是最好的才可以,那一般的街頭藝人已經到了一個程度說可以把這個當成職業。其實。 政府也會慢慢找更多機會開拓這個領域。

 

因為我們在這樣的在這樣的例子看的太多了,就是剛開始這個領域其實沒有什麼,然後突然間政府就覺得說,哎,其實這個東西是可以的,然後他們就蓋樓啊,或者把什麼外來的投資帶進來啊,或者帶著什麼進來。所以其實這個,本還是要政府啊,還是要社會和人民推動啦。

 

然後政府是會慢慢的聽話。但是這是一個慢慢的演變,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呃,我們英文就說 “evolution, not revolution”。他不是革命,是慢慢的演變。

 

Part 6. 制度下的自律

 

主持人:

非常感謝我們,我們應豪的分享,其實我覺得在香港跟新加坡這兩個例子,他們其實就等於是在光譜的兩端,一個是極端自律,一個是極端的被中國大媽的自律而影響。

 

施寶盛:

我想問新加坡與談人一個問題,如果我沒有證照,你我兩個是好朋友,我去到新加坡表演,我就在你隔壁表演,你會舉報我嗎?

 

楊應豪:

我會,我真會報警。如果我們是朋友,我第一件事情會跟你說不要。但是如果你真的執迷不悟。對,我還真的會報警,讓警察來教育。但就算我不報警也會有其他人報警。

 

主持人:

感覺他們就是在光譜的兩端。其實所以等於是,呃,對我來說,其實,政府的幫助當然固然有它的效用,但是儘管是再怎麼完善的制度,哪怕像新加坡這樣子,其實還是需要人民的自律,還有表演者自律,才可以讓這個環境可以穩定而且持續的推動。當然!規則永遠是不可能是公平的,所以我們仍然可以持續的改進,我們感謝,再次感謝香港和新加坡兩位與談人的分享,再給他們一點掌聲好不好!

主辦單位|臺灣街頭藝術文化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主持人|吳顥中
與談人|香港代表-施寶盛、新加坡代表-楊應豪、台北市文化局 – 簡孜宸、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 陳姿君

總策劃人|徐開炫
視覺設計|王璽媛

逐字稿|徐開炫、陳志政、呂佳玲、陳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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